輯二　有首歌，瑪琍和約翰沒有聽過


　　奶奶牽著我長大

　　我從小和父母分別，跟奶奶在河南老家長大。奶奶三十歲守寡，雖然有一大筆家產與許多傭人，她的日子應該是很淒涼的。　　奶奶常告訴我，爺爺過世的時候我父親才八歲，叔叔是爺爺過世兩個星期之後生的。我一個伯父和一個姑母，在爺爺過世不久也相繼去世。她說：
「那個時候我連哭的本事都沒有了。」
那個時候有錢的人很多抽鴉片煙。奶奶在月子裡哭昏過幾次，都是用鴉片煙噴醒的。曾祖父望著奶奶虛弱的身體，常搖頭說奶奶活不過三十。因為可憐我父親和叔叔年幼喪父，希望奶奶能多活幾天，並且活得振作一點，不惜鼓勵奶奶抽鴉片，奶奶就成了我家唯一會抽鴉片煙的人。
我記事之後，奶奶大半的時間是躺在床上面對一盞油燈，那小小的油燈外面罩著一個玻璃罩子。替奶奶燒煙的老姨躺在她對面，奶奶抽一口煙，拇指大的燈芯就跳動一下，再加上煙霧裊裊與鴉片煙的清香，奶奶的鴉片燈在我童稚的心中充滿了神祕與溫馨。
　　奶奶抽鴉片煙的時候，我會站在她床前癡癡看著，據說鴉片煙即使不抽，聞久了也會上癮。長大以後我的性格有些癡愚，家裡的人都說與我從小聞多了鴉片煙有關。
奶奶過足癮後，會把我抱在膝上，教我念古話：
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一把鎖，鎖住小頑童。頑童是棵松柏樹，春夏長青一百年。」
這種古老、樸素的愛，用我們家鄉話念出來，更加感人。人們是多麼冀望天長地久，但是，有許多東西是鎖不住的。我伯父和姑母在世的時候，奶奶一定也曾把他們抱在膝上，教他們念這個古話吧！然而，卻沒有鎖住他們。
我常問奶奶，年幼的伯父和姑母是怎麼死的。奶奶都是平平靜靜告訴我，我二爺給我伯父吃了一個李子，伯父就得了緊口痢，又傳給我姑母；兄妹兩個病了不多久，就相繼去世了。奶奶說完，像教我念古話一般念著：
「桃養人，杏傷人，李子園裡抬死人。」
因為沒有玩伴，奶奶口中早逝的伯父和姑母就成了我的朋友，為了紀念他們，我決心不吃李子和杏子。紅豔豔的李子，因為顏色太強烈，我看到了尚能拒絕。但是，香味四溢、吹彈欲破，溫柔的黃色杏子，我不吃完全是一種犧牲。我後來發現童年沒有玩伴的寂寞，使我無法抗拒一切溫柔的東西。我至今仍能保持對人對事的某些情操，都是因為我童年寂寞的緣故。
　　我再大一點，奶奶常在午睡之後帶我出去散步。她牽著我的手，一路走，一路教我念：
「我打人還，自打幾下。我罵人還，還口自罵。」
「你待我一尺，我待你一丈；你待我一丈，我待你天上。」
「人長天也長，讓他一步有何妨！」
我那時候不懂這些古話的意思，聽久了只覺得心胸越來越寬大，天地都在其中了。長大之後，友誼一直是我一大慰藉和幫助，我不知道我的朋友是如何忍讓我的一些缺點，有朋友令我傷心的時候，我告訴自己：這個人不可愛了，這段友誼還是可愛的；即使這段友誼也不可愛了，我仍是可愛的，因為我始終如一。
抗戰勝利那年我八歲，奶奶決心戒鴉片。她身體一直不好，不抽鴉片之後，躺在床上好些天滴水不進。老姨用鴉片煙噴她，她也不張眼睛。經過一場生死搏鬥，奶奶終於把鴉片煙戒了。
　　後來我們到南京去，聽許多親友稱讚奶奶，說多少好男人都沒有她這種魄力，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竟然毅然決然地斷了！
我因童年寂寞，重情感、性格軟弱，許多事不到死地不知回頭。但是，回頭之後，那些困擾我的人與事，就從我生命中永遠消失了。
很多人都說我從小跟奶奶長大，被奶奶寵壞了；很少人看出我軟弱性格中的那點剛毅與瀟灑，是得自奶奶的教化。當一些事在我身上逢凶化吉，大家都說我是傻人有傻福，只有我自己明白，去世十多年的奶奶，在我身上活了出來。
－－一九八五年七月
　　

　　流浪的人歸來

　　民國二十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，我八個多月大。關於嬰兒的成長，我們家鄉有句話：
「七坐、八爬、九長牙，十個月的孩子喊媽媽。」
半歲以前的孩子躺在搖籃中，到七個月會坐、八個月會爬，九個月長出牙齒、知道飯香；十個月喃喃學語，開始喊媽媽了。多麼令人喜悅的生之圖畫！　　然而，就在我長到八個月，會坐、會爬，最最讓人喜愛的時候，日本鬼子到我們家鄉河南來了。
我祖母說日本鬼子攻進縣城的時候，怕他們殺人放火，我們和許多人躲在一個地洞裡。有些嬰兒在空氣窒悶的洞裡久了受不了，不停啼哭，大家害怕被鬼子聽到了全都沒命，把嬰兒從母親懷裡奪過去，包在小包被中，坐在屁股下面活活摀死了。
我沒有問為什麼那個母親不保護她的小孩，在敵人統治下長大，我從小就知道我們的生命財產都不是我們的。我們家很大，被日本鬼子佔領做為「日本皇軍新民會」，每次大人帶我從那裡經過，我都含淚低頭，不僅不敢問為什麼日本人要佔領我們的房子，還怕被站在門口、槍上插著刺刀的日本兵知道我是這一家的孩子。
我祖母說，寧為太平犬，不做亂世人。太平年間有錢的人可以享受榮華富貴，在亂世沒有政府和法律保護，日本鬼子與漢奸走狗隨時要我們繳兵差糧錢及大戶捐。
我們的房子被日本鬼子佔領了，田地沒人耕種荒蕪了。沒有錢繳納大戶捐和兵差糧錢，我祖母只有埋名隱姓，帶著我四處躲藏。
我祖母說我是一個很乖的孩子，不同陌生人講話，不給大人惹麻煩。即使在我只有八個多月的時候，躲在地洞裡張大了眼睛，也不哭鬧。
八個多月大在地洞裡躲日本鬼子的情景，我當然沒有記憶。然而，聽我祖母說多了，那個景象在我腦海中越來越鮮明，我感覺我是記得的。在我習慣沉默的童年裡，常沉思冥想，一個八個多月大的嬰孩，張大驚恐的眼睛，目睹另一嬰孩包在小包被中活活摀死了。淚水從我眼裡緩緩流出，我看到我的魂魄在尖叫、戰慄。

　　在戰爭中長大的孩子，沒有玩具和故事書，陪伴我成長的是一個又一個悲慘、真實的故事。
我有一個伯父，日本鬼子進城之前不在家鄉，他回來的時候母親和妻子都在戰亂中死去了。我祖母說他原本是一個很體面的人，因為母親和妻子亡故，他不理髮也不理人，常常拿著三弦琴，咿咿呀呀彈奏著一首抗日歌曲〈流浪的人歸來〉。
這首歌的調子很淒涼，訴說中國人在戰亂中家破人亡不幸的遭遇。害怕鬼子聽到了說是抗日分子，大家不唱歌，但有時忍不住會彈這首歌的曲子。我聽人唱過幾次，依稀記得歌詞，聽人彈奏會情不自禁跟著哼唱：
流浪的人歸來，惆悵復兮兮，活潑潑的兄妹呀！從此難見你。犬兒猶念主人，可嘆今非昔，可嘆今非昔。
流浪的人歸來，城池變成灰燼。爸爸臨死的遺囑，深深記在心裡；媽媽死得慘悽，分明非夢裡，分明非夢裡。
流浪的人歸來，爸媽都已死去；身上穿的行時衣，常留父母意。今日回來沒人理，我的爸爸呢？我的媽媽呢？
流浪的人歸來，疑心這是夢裡；歡樂變成淒涼，淒涼沒人理。這是淪陷區域，我無家可歸，我無家可歸。
每次唱到：「流浪的人歸來，爸媽都已死去；身上穿的行時衣，常留父母意。今日回來沒人理，我的爸爸呢？我的媽媽呢？」我都流淚不止。
後來我那個伯父不見了，不知道是他自己離開了家鄉，還是常常彈奏抗日歌曲，被鬼子抓去了。
我在戰亂中漸漸長大。因為逃日本鬼子常常搬家，我幼小飽受驚恐的心靈，懂事之後又加上別離的苦痛。剛在一個地方住熟，聽到我祖母說又要搬家了，我幼小的心靈就會縮成一團。經驗告訴我，離開了這個地方，我們就不會再回來了，與這裡的人和一切永遠隔絕了。
我們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，原來沉默的我更加沉默。我拒絕成長，拒絕接受一切新的人事物。幾乎夜夜我都在睡夢中看到我幼小的魂魄，飛呀！飛呀！異常吃力地飛行著。我企圖飛回舊居，看一看我熟識的人。
我長大之後，一直沒有走出這個夢魘，時時擔心親人和故舊會突然從我的生命中消失。

　　一個經過戰亂的人，那種生命財產都不是自己的感覺，在戰事結束之後仍牢牢記在心中。因此，我離一切的繁華都遠遠的，更無視於日本戰後的物質文明。兒女幼小的時候，賣日本貨的三商在台灣剛剛成立，孩子們看到精巧可愛的日本產品，愛不釋手。我告訴他們我童年遭遇，唱〈流浪的人歸來〉給他們聽，要他們知道即使現在我已成家，有丈夫兒女，因為不幸的童年，我的心一直是流浪的。
不知我講的話他們聽懂了多少，當我唱到「流浪的人歸來，爸媽都已死去……今日回來沒人理，我的爸爸呢？我的媽媽呢？」，他們也泣不成聲。他們很自然跟著爸爸媽媽拒買日貨，不為日本造的星星王子和月亮公主鉛筆盒、文具動心。
兒子長大之後，在一家航空公司任職，我每年有一張免費機票到世界各地旅遊。很多遙遠的國家我都去了，卻跳過鄰近的日本。多次有朋友約我去日本看雪和櫻花，一想到八年抗戰與我的童年，我就無法像許多人那樣瀟灑地讓歷史歸歷史。
五十多年過去，我這個經過八年抗戰的孩子垂垂老矣！仇日的情緒早沒有年輕時那樣強烈。然而，想到這個國家帶給中國人那麼多的苦難，站在人道立場，我對這個國家感到鄙視。這個國家的繁榮和好風景，我就不想去看了。
－－一九九七年七月


　　童年往事

　　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我的啟蒙教育一開始就糟糕透了。
　　我第一次上小學年歲很小，剛拿到書本，老師還沒有教兩課書，城裡就來了軍隊。不是政府的國軍，不知是哪裡來的雜牌軍，弄得全城人心惶惶，我祖母就不叫我再去上學了。
後來日本人又來了，逃難中，我非常懷念那一段上學的日子。老師教我們讀：「雞會生蛋，狗會看家。」書上有兩幅圖畫：雞從雪地上走過，留下許多竹印；狗從雪地上走過，留下許多梅花。雞和狗都畫得胖嘟嘟，可愛極了。　　軍隊沒有來我們家鄉之前，我的童年是很快樂的，不知道什麼是害怕和恐懼。我喜歡上學，喜歡聽和我年紀相仿的孩童琅琅的讀書聲。
我第二次上學已經懂事了，知道恐懼和害怕。那個小學是小型女子學校，只有一年級和二年級。一年級的學生和我差不多年紀，二年級的大姊姊梳兩條辮子，有的已經十七、八歲，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齡。
小學是一個師長夫人辦的，門口站了兩個拿著槍的兵。我祖母第一次帶我去上學，我就害怕極了。
我是開了學才進去的，小椅子沒有了，我坐了一張老師坐的大椅子，顯得與眾不同。我的位子又在中間，同學們進進出出很不方便。我隱隱感到大家因為不喜歡那張大椅子，也不喜歡我。
在一群不喜歡自己的陌生人中，我感覺如坐針氈，無心聽老師講課，眼睛不時望著窗外，看我祖母還在不在。
一下課我就趕快跑到祖母身邊，牽著她的手。她要我去和同學玩，我搖頭不肯。慢慢我感到祖母也有些不喜歡我了。　　有一天，老師在黑板上畫了一個房屋，發給每個小朋友一張圖畫紙，要我們照著畫。我第一次看到白白厚厚的圖畫紙，十分喜歡，沒想到老師突然說：
「大家用心畫，畫不好，放學以後不准回家。」
我聽了很害怕，看看黑板，心裡想這麼大的房子，我怎麼能畫在一張小小的圖畫紙上呢？　　老師下了講台，在課堂上來回走著，我怕她問我為什麼不畫，很吃力地拿筆在圖畫紙上擦擦畫畫。一張潔白的圖畫紙，沒一會兒工夫就變成了灰色。我極為恐懼地想，今天老師一定不准我回家了。我向教室外面望去，沒有看到祖母，我嚇得幾乎要哭出來。
好不容易等到下課，我四處尋找都沒有看到我祖母，卻意外發現學校後門沒有上鎖，也沒有人看守，我悄悄打開門溜了出去。
平常都是祖母送我上學，一直陪到放學帶我回家。從學校回家的路我從來沒有單獨走過，我一面跑，一面哭喊著：
「奶奶！奶奶！」　　經過一條街又一條街，我一刻也不敢停留，害怕學校的老師追上來把我抓回去。
跑到家裡，我已經上氣不接下氣，倒在祖母懷裡乾嚎幾聲就睡著了。
　　第二天醒來祖母沒有再送我去上學，她說都是她把我寵壞了，等我長大一點再去上學吧！不然兵荒馬亂，我逃學在路上遇到壞人更糟糕。
　　
我一直沒有向祖母說明那次逃學的詳情原委，長大之後也沒有向人提起這件事。但是，那次逃學帶給我一個很大的後果，我一生不會畫圖，一看到圖畫紙我的手腕就沉重無力，彷彿習武的人被廢了手臂一樣。　　抗戰期間，我們家鄉是三不管地區，不僅日本人，有槍桿的就可以來佔領。我的學業因此一再中斷，注定了我這一生許多事情半途而廢，一事無成。　　童年往事有些人長大之後忘記了，有些人沒有。那些沒有忘記的人，隨著年月的增長，不斷把它放大；最後在心中存藏不下了，想要說出來，這就是我走上寫作之路的原因。
－－一九九九年九月


　　有首歌，瑪琍和約翰沒有聽過

　　我和丈夫都是八年抗戰前出生的，七七盧溝橋事變的時候，他十歲，我一歲未滿。　　丈夫說抗戰的時候他聽到人家說：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。」還是一個童子，立即熱淚盈眶。　　後來上了中學，有位在南京讀金陵大學的堂兄回來，教他們唱〈三民主義青年進行曲〉：
「烽火漫天，血腥遍野，中華民族遭受著空前的浩劫。我們在苦難中長成，我們在大時代的洪爐裡鍛鍊……」　　丈夫說他和同村幾個十多歲的男孩，跟他堂哥學會了這首歌，決定從軍救國。有一天天不亮他們背著行李，偷偷離家到了車站，結果車子沒有等來，等來了一群家長，連哄帶罵把他們押了回去。回去之後家長就把他們關了起來，那個學期不許他們去上學。丈夫說：
「全中國人都在抗日，我父親卻要我好好讀書，對我說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，我感到真是羞恥！」　　丈夫的老家安徽抗戰的時候不曾淪陷，我們老家河南不幸落在日本人手中。我家後面和城牆之間有一片草地，日本鬼子在那裡挖了濠溝，做為殺害我們中國人的刑場。　　日本鬼子殺害中國人不用子彈，而是一把鋼刀、一壺滾水。劊子手命令受刑人跪在濠溝邊，用滾水沖洗鋼刀，然後把受刑人的頭砍下，死者的頭與身體就一起滾落濠溝裡。
那時我沒有看過國旗，也沒有聽過國歌，敵人的殘暴使我自幼就知道：
「我是中國人，我愛中國。」　　有年夏天極為炎熱，每天萬里晴空，沒有一點下雨的意思，田裡很多農作物都枯焦了。我們後面那塊草地卻異常青綠，開了許多耀眼的小黃花。大家看見了，黯然地想，這塊地上不知流了多少我們中國人的血！　　有天深夜仍然十分悶熱，許多人都到院子裡乘涼。不知從哪一條街開始的，全城的人都突然狂叫起來。
我睡夢中驚醒，坐在我乳母的懷中不敢出聲，那像野獸一般的狂叫，在黑夜裡顯得異常恐怖。我乳母沒有跟大家一起狂叫，她對我說：「不要怕。」她抱著我的手臂卻不住顫抖。　　第二天我聽說夜深之後，在院子裡乘涼的人，睡意矇矓中看到許多青年，排著整齊的隊伍，唱著：「烽火漫天，血腥遍野，中華民族遭受著空前的浩劫……」穿過我們後面的青草地，向城牆邊走去。
我還聽說那晚有兩個日本巡邏兵被殺，後來日本鬼子下令全城戒嚴，捉拿兇手，一連好些天家人都不准我出門。　　三十八年大陸易手，到台灣之後和來自大江南北的同學，一起述說日本人的暴行，一起唱〈三民主義青年進行曲〉，唱到：「我們是三民主義的青年，民族的中堅，看準敵人，握緊鐵拳，踏著先烈的血跡，完成救國大業……」心裡充滿了感動。
後來太平艦被共軍擊沉，升旗的時候訓導主任報告了這個消息，高年級的男同學立即請纓報國，我和許多同學都簽名響應。如果不是年紀太小，我可能成為第一屆政工幹校的學生。　　那個時候的青年都有滿腔熱血，以愛國為榮，男生要當林覺民，女生要做秋瑾。不僅我們的思想如此，我們的父母思想也大多如此。同學中有人名叫懷民，有人名叫慕瑾，還有許多人叫國強、國棟和國樑。　　那個時候沒有瑪琍和約翰。　　現在是瑪琍與約翰的時代，他們喜歡誇耀他們的地位和財富，他們以為穿名牌衣服、戴名牌手錶、開名牌汽車，就有權大聲說話，別人就會羨慕他們。
我常不幸淪陷在瑪琍與約翰的陣營之中，他們的喧嚷使我要窒息的時候，彷彿看到一群排著整齊隊伍的青年，悲壯地唱著：
「烽火漫天，血腥遍野，中華民族遭受著空前的浩劫……」
帶我走向一片青草如茵的原野。
－－一九九五年七月


　　尋人啟事

　　因為戰爭的緣故，我讀書很遲，好大了才上小學二年級。　　每次逃難到一個地方安定下來，家人送我去上學好像總是從二年級開始。然而，讀不到一年就又要逃離了，記憶中，我在大陸的童年彷彿老是讀二年級。
剛在一個地方住熟，有了朋友就要走了，這種聚散不定的生活使我童年落落寡歡。我可以成天坐在那裡不講話，反覆想著戰亂中失散的親人和玩伴。我以為只要我不停地相思，將來我們就有相見之日。　　逃難的路越走越遠，許多讓我思念的臉在我心中漸漸模糊了。勝利之後，我家遷到南京，我從收音機裡聽會了吳鶯鶯的〈斷腸紅〉，我唱：「陣陣的春風，吹開了相思夢；片片的甜蜜記憶，重回到我心中－－」連嘴唇也不要動，就能唱出無限的哀愁。那時我才是一個不到十歲的孩子。在南京，我家住在靠近下關的薩家灣，父親工作的中央銀行就在樓下。那是一幢三層樓房，外形和信義路的國際學舍一模一樣。來台灣之後住在三張犁，每天上學坐車經過國際學舍，我都不敢看。　　我們在南京住得最久，我終於讀完二年級，升上三年級去了。有一個和我同班的同學就住在我家附近，她叫趙鳳儀，她的父親是新選上的國大代表。我們兩個人每天一起上學，一起回家，在那個離亂的年代，一個寂寞的孩子有了自己的朋友，是一件多麼令人興奮的事！　　然而，炮聲又漸漸近了，徐蚌會戰一天天緊張，學校斷斷續續又開始停課。　　我和趙鳳儀兩個人知道，我們要分別了。兩個十歲的孩子離別之際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教對方寫自己的名字。　　我們兩個人名字的筆畫都很多，很難寫。在到了學校沒有課的日子，我們就用粉筆把自己的名字寫在黑板上，要對方練習。那時我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「勿忘我」這三個字。　　趙鳳儀告訴我，她父親說她的名字取自「有鳳來儀」。我也告訴她，我父親說我的名字來自《辭源》，卻沒有對我說是什麼意思。　　那時我們小小心靈中充滿了一個希望：等我們長大之後，中國就會太平，我們要在報上登尋人啟事，尋找彼此。　　我長大之後，一直沒有忘記十歲那年，在南京和趙鳳儀的約定。我開始寫作，即是希望若她在台灣，能看到我的名字，與我重聚。


　　誰拆了我家的房子

　　爸爸來信說老家的房子已經拆除，我看了很難過。如果在台灣，老家的房子會當古蹟保存下來。　　寫到這裡，老家的一切都浮現在我眼前：小時候常聽奶奶講老家房子的歷史，她說這個九間頭、三進院、有轉花樓的房子，是乾隆年間蓋的。原是蓋給謝駙馬和皇姑回來省親住的。後來謝家中落，無力管理偌大的房子，老爺就買了下來。　　奶奶口中的皇姑就是現代人講的公主。奶奶說謝駙馬家原本很窮，他出生的時候，有個做大官的滿洲人出京私訪，在我們家鄉遇到一場大雨，他站在謝駙馬家的屋簷下躲雨，謝駙馬就在這時候呱呱落地。他在門外心想：
「這個孩子命真大！他出世要我在門外給他站崗。」　　因為這個巧合，大官認謝駙馬為義子，後來把他接進京裡扶養。　　謝駙馬長大以後被招為駙馬，奶奶說老家房子是照著皇宮內苑的模式建造的。我們鄉下的佃戶進城來，會在我家歇腳，拜見老爺。回到鄉下向人誇口：
「進城看了老康宅家的轉花樓，等於進京看了皇宮。」　　因為鄉人的吹噓，方圓數十里都知道我們家有個轉花樓。其實所謂的轉花樓，只是ㄇ字型二層樓房，從一邊上去，可以從另一邊下來。因為轉花樓上供有祖宗神位，不許閒雜人上去，就被傳說上面藏滿了金銀財寶。　　叔叔的女兒小裕小的時候，一個人在房裡扮家家酒，一會兒裝爸爸、一會兒扮媽媽，彷彿有好多小朋友在房裡玩耍。奶奶說，我小時候也如此，都遺傳了老爺的自言自語。她年輕的時候去上房給老爺請安，聽到裡面有人講話，站在外面不敢進去。等了許久不見人出來，後來才知道老爺在房裡自己跟自己講話。　　小女孩自言自語玩遊戲常見，掌權主事的老爺也如此，我聽了很驚訝！後來我生了老三阿來，也喜歡自言自語，很多次他父親聽他在講話，問他：「阿來，你說什麼？」他都說：「沒有。」讓人莞爾。　　奶奶告訴我，爺爺叫康志仁、二爺叫康志信，沒有對我說過老爺的名字。就只知道他行六，因為小時候常聽人說：「康老六的家產可以坐吃三代。」長大之後在老爺的一張相片後面，看到一行蠅頭小楷，寫著「光緒十八年康渭水攝於香港旅次」。
我在地理課本上讀過渭涇二水，知道渭水是清的、涇水是渾的。有一個叫渭水的老爺，心中頗為感動，想到爺爺與二爺的名字，清白、仁慈、信實，大概是老爺對我們康氏子孫的期許吧！　　奶奶說老爺從廣東做官回來組織同善社、辦義校，免費讓家鄉的子弟讀書，活到七十八歲去世。日本人來了，用我們家成立皇軍新民會，我們的家就不再是我們的。
日本人投降之後，帶走了我們家的一切，連房上的琉璃瓦、雕花門窗也拆走了。奶奶走到二進院腿就軟了，坐在院子裡放聲哭嚎：
「中國人造了什麼孽！遭這樣浩劫。」　　日本人走後，老家只剩一個空殼子。但是老家仍在，我還可以幻想老爺在世時，我們康家興盛時期的種種。　　後來共產黨來了，老家成為第一所縣立中學。雖然我離老家已經很遙遠，但是想到家鄉的孩子們能在我們家受教育，心中就響起琅琅書聲，在最艱難困苦的時刻，我仍對人生抱著無限的希望。　　一九八九年台灣開放回大陸探親，我去成都看爸爸，爸爸陪我回老家。臨街的房子拆了，變成水泥建的三層樓房，只剩下二進院和三進院。我走到二進院，心中就開始激動，有聲音說：
「我回來了！我居然回來了！」　　我問陪伴我們前來的台辦司女士，如果我回來定居，老家是否能發還給我們。她說只要證明齊全，應該可以。
老家的房契早在日據時代就不見了，我看了看住在我們家中，跟在後面看熱鬧的人，希望有人證明這房子是我們的，但是我一個人也不認識。走到老爺住的上房，我問司女士：
「我可以進去看看嗎？」
還沒有等她回答，我掩面泣不成聲，這是我們家呀！我竟然要問人我可以不可以進去看一看。時空在我腦海裡一下子錯亂了，我彷彿聽到老爺在房裡喃喃自語，奶奶站在門外等著給他請安。
這時有一個青年說：「這位大娘很有情感。」
離家的時候我十歲不到，回來被稱為大娘，人世的變化真是太大了！
我問司女士：「現在你相信這房子是我家的吧！」　　她點頭，默然不語。　　離開老家四十多年，不知道是否還能回去定居。我心中有一個盤算，我要回去住一陣子，去走我童年曾經走過的路，去看望還記得我與奶奶的人。　　如今爸爸來信說老家的房子全被拆除，我感到心中有盞燈忽然熄滅了，禁不住要問：　　「是誰拆了我家的房子！」　　老家是一個流浪的人夢魂所繫之地啊！
－－二○○○年四月


　　沉靜的感覺
　　－－懷念君石表舅

　　剛來台灣的時候我十三歲，因為戰亂耽誤了學業，才上小學五年級。那時我不會ㄅㄆㄇㄈ、不會說國語，只會講又土、又拙的河南話。　　我們河南人木訥、保守、不擅交朋友，到我們家來的人都是河南老鄉。他們見了面，互相對嘆：「在家千日好，出門半日難。」
戀家的河南人對於台灣的日子很不習慣，我聽到許多大人彷彿受了驚嚇的小孩一般說：
「奶呀！這一步跨到天邊了。」
意思是說媽呀！天呀！台灣距離河南像天邊一樣遙遠，我們怎麼回去啊！
我的外祖父王升庭先生是立法委員，保定二期畢業，來台灣以後就清楚知道，河南老家他是回不去了；我留在大陸上的母親、他最鍾愛的女兒，他這一生也見不到面了。因為鬱鬱不樂，來台灣沒有多久，外祖父就病倒了。　　我每天放學回家，都要坐在外祖父的床邊替他捶背。巷子裡的太陽還是白花花的，屋子裡已經漸漸陰暗了，我很羨慕那些在陽光下玩耍的小朋友，一面替外祖父捶背，一面默默地數數。當我從一數到一千的時候，我多麼希望外祖父會說：「你也出去玩玩吧！」　　然而，外祖父好像想不到一個十三歲的孩子需要玩耍，他從不曾對我說過我想要聽的話。我只有坐在那裡一面為他捶背，一面一千、又一千地繼續數下去。　　在這樣生活中，我最喜歡君石表舅帶著蒂華表舅媽來探望外祖父。那時表舅三十、表舅媽二十幾，是一對人人見了都稱讚的俊男美女。他們每次來一進巷子，鄰居們就會通報我們：「客人來啦！」　　大家都說表舅像當時最紅的男明星黃河，表舅媽則像演《秋水伊人》聞名的龔秋霞，再加上他們一口京片子，大家看到他們，如同看到真的電影明星一樣興奮。　　表舅像我們河南人比較沉默，表舅媽活潑，她告訴我表舅喊我母親荷珠表姊。她說表舅膚白，我母親很喜歡表舅，叫他小洋孩。表舅從前來外祖父家，喜歡到我母親房裡，穿我母親的高跟鞋，「呱達！呱達！」到處跑。我母親看見了，笑著說：「小洋孩！小心摔跤。」
表舅媽說到這裡，笑盈盈望著我，「表舅常對我說：『那個時候高跟鞋多稀罕！荷珠表姊是我們河南最時髦的大小姐。』」　　我母親並不漂亮，因為外祖父家環境好，大陸易手之前，她一直是一個時髦的女子。聽表舅媽用鳥叫一般悅耳的京片子講我母親，想到她以前穿錦衣出門應酬的情形，眼角不覺溼了。　　外祖父生病的時候，表舅和表舅媽來都不帶翟翬，外祖父過世之後，表舅和表舅媽來就會帶著翟翬一起。那時翟翬大約三、四歲，也捲著舌頭說京片子，讓人感到這一個小小孩很不平凡。　　果然翟翬長大之後，三家電視台先後成立，看他有模有樣坐上主播台，向全國人播報新聞。我常情不自禁對人說：「翟翬是我表弟。」　　我結婚以後住在木柵，離表舅家不遠，但是我見了長輩不會講話，很少去探望表舅和表舅媽。後來表舅搬到台北，我開始寫作，反而在文藝聚會中常常看見表舅。　　有次紀念七七抗戰，表舅唱了一首愛國歌曲〈大刀向鬼子的頭上砍去〉，歌聲悠揚、宏亮，讓我看到表舅慷慨激昂的一面。
還有一次春節聯歡，表舅上台解釋我們河南人為什麼不愛講話：
「我們河南人實在，不會花言巧語，珍惜沉靜的感覺。沒事話少，有事話也不多。」　　接著他用河南話講了一個我們河南人的小故事：「從前廁所都不在屋裡，夜晚小便，必須開門出去。有一家兩兄弟，老二半夜開門出去上廁所，把老大吵醒了。老大問：『誰？』老二答：『俺。』老大問：『ㄓㄨㄚ？』（註）老二答：『尿。』兩兄弟一問一答，都只有一個字。全中國三十六省，沒有比我們河南人再話少了。」　　我從沒有聽過表舅講河南話，聽了這個小故事和表舅的河南話不覺莞爾。忽然想起《聖經》中的教訓：「是就是是，不是就是不是，若多說一字，就是出於那惡者了。」原來木訥、不會講話的河南人，有著神稱許的美德。　　近幾年表舅患心臟病，表舅媽不放心，他去哪裡表舅媽都跟著。兩個人雖然都七十已過，站在人群中仍是十分亮眼、令人羨慕的一對。許多沒有見過表舅媽的文友，都驚訝地表示，表舅怎麼把這樣漂亮的一個太太一直藏在家中。　　表舅過世一年了，在文藝聚會中看不見表舅的影子，卻常會想起他唱的那首愛國歌曲，和他說的那個我們河南人的小故事，悵然不已。

　　【註】：「ㄓㄨㄚ」，河南話，幹什麼的意思。翟君石為作家鍾雷本名。
－－一九九九年六月


　　善意的樹

　　我認識汪其楣的時候，她剛大學畢業，一個小女孩子，有著一雙洞悉一切明亮的眼睛。但是彷彿因為自己知道太多，而流露出一種不易被人察覺的歉然與羞怯。
　　那時我們喜歡強調「我是中國人，我愛中國」，這個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。汪其楣來台灣只有兩歲，屬於生在大陸、對大陸沒有記憶的一代。我和同輩人講故國河山，都會很激動，她則沒有。她說她是中國人，但是她只愛台灣、台灣是她所有的記憶。那時尚未開放回大陸探親，敢對許多充滿鄉愁的外省人說她只愛台灣，汪其楣是相當有勇氣的。她說：「我不是有勇氣，我是認同我生活的地方。」　　因為愛台灣、認同這個地方，汪其楣對台灣時局的變化很關心，看到社會風氣不好，她會焦急。她說改善社會風氣要從教育著手，首先要把五、六十人的大班，改成二、三十人的小班。這樣老師才有時間和能力去注意、瞭解每一個學生，知道個別的需要和問題，給予適時的鼓勵和調教。有人問她哪來這一筆錢，她說一個國家沒有足夠的教育預算，那就等著拿這筆錢去蓋感化院。
汪其楣年輕的時候鼻子過敏，講話常常帶著鼻音，讓人聽來有些傷感。我說她是先天下之慮而慮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
汪其楣是安徽人，和丈夫是同鄉，他們做起事來都是全力以赴、不要命地幹。我看了感覺慚愧和害怕，就稱他們為「安徽民族」，常對他們說：
「留點力氣給下一次吧！」

　　汪其楣初從美國學戲劇回來，組織了一個聾劇團。看聾人演戲，在台灣還是頭一次。這些失去聽覺的人，不會說話、肢體語言異常豐富，很能掌握人體的韻律與節奏，不管演什麼都維妙維肖，轟動一時。
正在大家談論聾劇團、掌聲未息的時候，汪其楣忽然銷聲匿跡。我打電話去她家，汪伯母問清了我是誰，才說：
「其楣在，你等一下。」
汪其楣來接電話，我問她躲在家裡幹什麼。她說：
「養傷。」
我嚇了一跳，問她什麼意思。她說：
「一個婦人懷孕十個月，當孩子瓜熟落地，變成另一個獨立的個體之後，那個婦人失落的感覺，勝過做母親的快樂。」
原來她演一齣戲是本著婦人生孩子的心情，我說我懂了。她說：
「我好想哭。」
「你就哭吧！」
我話剛說完，她就在電話那端嚶嚶哭了起來。
汪其楣傷癒之後，成立了一個手語中心，鼓勵聽人學習手語，瞭解聾人世界，使聾人能夠多一些聽人朋友。
那段時期手語在台灣很流行，不僅出現在電視台的氣象報告，還出現在立法委員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上，讓人感覺我們的社會開始重視殘障人士，充滿愛心。就像汪其楣說的，那是一個社會安定、經濟進步，一個人半夜回家，走在紅磚道上都會笑的年代。
那時的汪其楣頭髮剪得短短的，也不燙，帶著點傲氣，也可以說是孩子氣。她說她活著要做一個柱子，不是殿堂中的，是荒野裡的。當學生們離開學校進入社會之後，發現學校教的那些倫理道德全用不上，回頭找尋老師，老師不見了，那是很可怕的。她要做一個柱子，就是任何利誘都不改變自己的理念，在她的崗位上，做該做的事，學生回過頭來，看見老師還在那裡才會安心。

　　經過十多年磨練，汪其楣成熟了，她留長了頭髮，一副中年女子明媚、溫柔的樣子。連說話用詞都變得謙虛，她不再說她活著要當一個柱子，而是一個證據。因為鍛鍊身體、注意飲食，她的鼻子很少過敏了，她說話的聲音聽來不再感傷，而是輕快、開朗，令人同她講話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歡喜。
看到台灣現在混亂現象，弄得人心惶惶，她愈加勤奮工作。她說有一點熱，就要發一點光，縱然是上最後一課，也要上得最好。
戲劇除了娛樂，還有很大的教化力量，汪其楣把她五年前在社教館演出，頗受好評的《人間孤兒》，重新編修在國家劇院演出。
《人間孤兒》是一部台灣庶民的史詩，除了訴說這個美麗的島嶼古早的歷史，還有我們共同走過的辛勤歲月。
汪其楣想告訴我們，不管古早以前，還是日治時代，或者民國三十八年之後赤腳打拚的日子，台灣都有很好的生態環境，和良善、純樸的人民。如今因為有了錢，這些最好的資源都沒有了。
金錢給社會帶來了混亂，使許多安分守己的人，莫名其妙成了受害者，陸晉德先生的兒子陸正，遭歹徒綁架撕票了。陸先生沒有因為喪失愛子恨這個地方，移民遠走他鄉，他拿了一百萬元出來做為種樹綠化台灣的基金，來紀念他的兒子。
汪其楣看了極為感動，陸先生化私愛為大愛，種樹綠化台灣，成了新版《人間孤兒》的結局。
汪其楣說：「一部戲沒有那麼大的功能，可以改變社會風氣。但是，光是想一想，台灣有兩千萬人，如果每人每年種一棵樹，不論是有形的樹，或者是無形的樹，五年之後有一億棵善意的樹，就夠人興奮了！」
－－一九九二年十一月


　　何思禮阿媽

　　每回經過館前街中國飯店，我就會想起何思禮阿媽，和那段台灣被稱為「寶島」、靜好的日子。
現在的年輕人只知道凱悅、麗晶和來來這些五星級大飯店，很少人知道中國飯店。曾經住在那裡十多年，免費教中國人英文的何思禮阿媽，更加沒有人記得了。
　　在我年輕的時候，中國飯店和圓山飯店一樣有名。中國飯店生意之好，除了館前街的總店，還在陽明山和日本東京開了分店。
中國飯店的八樓有一個西餐廳，我常去。那時台北火車站前面還沒有什麼建築物，我喜歡坐在八樓窗口看街景，或者寫稿，我有許多作品就是在那裡寫的。
　　何思禮阿媽是美國人，我在晚報上看到一篇有關她的報導，說她民國五十九年來台灣，一直免費教授英文。她下榻的中國飯店很感動，十多年都沒有漲她的房錢。
我年輕的時候聽到好人好事會很興奮，就想見見何思禮阿媽，問她是什麼原因叫她離開人人嚮往的黃金天堂，到台灣來一住這麼多年。
何思禮阿媽不會說中文，我的英文很破，就帶了一個會英文的朋友同去。沒有見到她之前，我以為每個外國老太太都像電影中看到的那樣，活潑熱情、愛講話。見了面才知道我的想法完全錯了，她是一個很嚴肅、端莊的老太太。
　　何思禮阿媽八十多歲了，衣著打扮都一絲不苟。那天她新做了頭髮，一件白底黑花洋裝，頸上戴一串豔紅的珊瑚項鍊，連搽在嘴上的唇膏也是珊瑚紅。
她的房間和一般客房不同，有一張墨綠色沙發床、一張書桌和許多椅子。牆壁上掛滿了中國字畫，有一幅字是魏景蒙先生送的。另一幅我不記得送她的人了，但是記得上面的話：
客居中國非飯店，棲隱台灣是桃源。
我請朋友問她是什麼原因讓她離開美國到台灣來。她用很驕傲的口吻對我說：
「你們中國人很和善，我喜愛這裡。台北是我的家。」
這種冠冕堂皇的話可能會滿足一般訪問者，我是喜歡追根問底的人，我要她告訴我們最初的原因。我說台灣那麼小，又落後，在世界地圖上幾乎找不到，她怎麼會離開天堂一般的故鄉，到一個陌生的小島來。
她目光炯炯望著我，不知她認為我這個人太沒有禮貌，還是覺得她遇到了可以吐心事的人。
　　她說十多年前她和先生住在洛杉磯，她先生在好萊塢從事電影工作。那時候她是一個很驕傲的美國人，覺得美國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。後來她先生突然過世，一個人突然失去伴侶，生活的步調就亂了，美國的一切變得令她非常不喜歡。
她說：「一個要什麼有什麼、物質那麼豐富的國家，人民卻是粗俗、空虛。你找不到一個真正幫助你的人，也找不到你可以真正去幫助他的人，我覺得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，太可怕了。」
何思禮阿媽的朋友以為她這種反應是先生突然過世，她不能適應，就勸她出國旅行散心。她說：
「我去了一趟歐洲回來，對美國社會的一切仍然很厭倦；我有位做大學校長的朋友建議我到台灣來。他說：『你去那裡看看，那裡的人或許可以幫助你。你也可以幫助他們，你可以教他們英文。』」
　　何思禮阿媽剛來台灣的時候，住在統一飯店。那時統一飯店新建不久，比中國飯店時髦、豪華，讓一般人望之卻步。她為了那些免費跟她學英文的中國人進出舒坦，就搬到中國飯店。
何思禮阿媽的教學態度真正是孔子說的「有教無類」，她的學生有大學生、高中生、醫生、工程師，還有連ＡＢＣ都不認識的人。她的書桌上放著深淺不同的英文書，讓來跟她學英文的人看了，照自己的程度選擇上哪一班。中國人尊師重道，又好學，何思禮阿媽在美國枯死的心，到台灣活了過來。
何思禮阿媽不只免費教中國人學英文，還把她在美國的錢捐給了哈威．麻德學院（Harvey Mudd College），她自己就靠著美國政府寄給她的養老金過生活。
她同我談話以後，希望我能跟她學英文。我那時年輕，醉心寫作，還要上班、做家事，實在無法一心數用，就介紹女兒和鄰家小胖跟她學習。
我女兒沒學多久，因為考大學功課忙碌，就沒有去了，只有小胖繼續跟她學習。

小胖那年剛考上高中，英文名字叫史蒂夫，是一個胖嘟嘟、非常可愛的男孩。何思禮阿媽說，小胖是她來台灣教的第六個史蒂夫了。後來何思禮阿媽的事，都是從小胖那裡聽來的。
小胖每個星期六晚上去中國飯店跟何思禮阿媽學英文，從沒有缺過課。那年除夕三十剛好星期六，他媽說：「今天是三十晚上，一定不上課。」
他說：「外國人不過陰曆年。」就去了中國飯店。
小胖去了，看到何思禮阿媽的房裡只有她一個人，站在門口不知如何才好。很想請何思禮阿媽去他家過年，又不敢說，就一直站在那裡。
何思禮阿媽在中國人的年三十晚上意外看見小胖，有些驚喜，就問他：「史蒂夫，你不過年嗎？」小胖不知如何回答，何思禮阿媽說：「那我們來上課。」
對小胖來說，那是一個很特別的年三十晚上，大家都回去過年了，何思禮阿媽就教他一個人。他在鞭炮聲中一路感動地回家，對他媽說：
「人家外國人真好！老了也不糊塗，還可以幫助年輕人。」
以後他學英文就更加認真。
小胖上高二那年，何思禮阿媽去大陸旅行。那時台灣的人還不准去大陸，何思禮阿媽對學生說，我去幫你們看看那一大塊你們中國人的地方。
　　何思禮阿媽在大陸旅行的時候，受涼感冒了，沒有去看醫生，回到台灣一直咳嗽不好，給學生上了兩次課就無法繼續。有一天晚上發高燒，中國飯店的服務員把她送進台大醫院，醫生診斷是肺炎。
何思禮阿媽高燒不退，一開始每天病床前面都圍了許多學生，後來慢慢少了。
　　小胖每個星期六放學，就去台大醫院看何思禮阿媽，默默站在一邊聽別人跟何思禮阿媽說話，他回來告訴我們：何思禮阿媽說話的聲音越來越弱了。
病久了，何思禮阿媽的神智有些不清。有一次小胖放學去看她，她床前空無一人。小胖看她閉著眼睛，站在那裡不忍離去。等她睜開眼睛，茫然看著小胖，小胖想阿媽一定不認識他了。沒想到阿媽用微弱的聲音，清清楚楚喊他：
「史蒂夫。」
台大醫院沒有把何思禮阿媽的肺炎治好，她就在那裡病逝了。何思禮阿媽留有一份遺囑：她的屍體給台大醫院做解剖教學用，她的骨灰請學生帶到溪頭，撒在林中，到了夏天她就可以聽蟬叫；學生送給她的聖誕節小禮物，可以自行取回留做紀念。
何思禮阿媽過世之後，星期六下午小胖放學沒有地方去。他媽說他常常一個人望著窗外發呆，自言自語：
「真討厭！這麼大年紀還去大陸！感冒了也不趕快去看醫生。」
我聽著，眼睛就紅了。
－－一九九二年七月


　　保衛大台灣

　　我小的時候台灣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地方，我們居住的木柵那時都是平房，沒有高樓大廈。在院子中玩耍，不僅可以悠然見南山，還可以看東山和北山。　　我父親是安徽人，母親是河南人，我對我的籍貫茫然不解。即使台灣，我也僅只知道木柵和西門町而已。
我哥大我一歲，他在家待不住，成天跟一群與他年紀相仿的男生四處探險。有人問他是哪裡人，他很大聲告訴人家：「我是木柵人。」對我父親的老家安徽，他像我一樣沒有概念。
　　我上小學之後，我家對面的空地蓋了一幢四層樓公寓，住在四樓有一個胖嘟嘟、叫小傑的男孩跟我弟同年。他母親常帶他來我家找我弟玩。他還沒有上幼稚園，可是居然會背許多國家的首都。聽他說巴西的首都是里約熱內盧、阿根廷的首都是布宜諾斯艾利斯，叫我目瞪口呆。然而，我們問他：
「小傑，你是哪裡人？」
他回答得比我哥更妙，他說：「我是四樓人。」
他母親糾正他：「台中、清水。」他老記不住，等我們下次再問他是哪裡人，他仍然說他是「四樓人」。我想每個人只愛他生長的地方，就像我父親愛安徽、我母親愛河南一樣。
　　我小時候和我哥一樣，覺得木柵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。我們不知何時在院子裡吃木瓜，把木瓜籽吐在地上，竟然在泥土中生根發芽，長出一棵木瓜樹來，還結了幾個紅肉無籽木瓜。成熟之後我母親摘下來切給我們吃，比水果店裡買的還香甜。我父親吃東西喜歡挑剔，他吃了臉上充滿了陶醉的神情說：
「奇香無比！」　　那時的台灣真是一個寶島，嘴裡吐一粒種籽在地上，就會長出一棵樹來！天天看它成長，大自然給予我們的驚喜，使我們物質短缺的童年不覺匱乏。
　　那時我母親是一個多麼快樂的婦人！她常安詳地坐在院子裡摘菜，或者把曬乾的衣服從竹桿上抽下來摺疊。她身旁總是圍一群鄰居媽媽。她們天南地北聊著，有時高興了，會突然唱起歌來。有位鄰居媽媽是女高音，她喜歡尖著嗓子唱羅家倫寫的〈台灣好〉：
「台灣好，台灣真是一個復興島，愛國英雄英勇志士，都投入她的懷抱。」
我母親說韓戰結束，一萬四千個反共義士來台灣的時候，她正在板橋中學念書。反共義士乘火車到楊梅，經過板橋，她們學校的學生都手拿國旗站在月台上歡迎。
我生得遲，沒有見到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來歸的盛況；但是，我小時候看過那些臂膀上刺著「還我河山、復興中華」，已經在台灣安居的老阿伯。每次看到他們臂膀上的刺青，我就想到岳飛背上「精忠報國」四個大字，心中充滿了感動。
有位四川籍反共義士，在我們巷口開了一家豆漿店，我很喜歡吃他烙的油酥燒餅。冬天的時候，我六點鐘出門上學天還未亮，經過他的豆漿店，黑暗中看到烙燒餅爐子裡紅紅的火焰，整個人都感到溫暖起來。我拿十塊錢向他買兩個剛出爐的燒餅，他用四川話叮嚀我：
「早晨一定要吃東西，肚子不能空到。」
濃濃的鄉音，在寒冷的清晨聽來格外親切。我拿著熱騰騰的燒餅，迎著晨曦向學校走。有這樣的街坊父老，愛國愛鄉的意識就在我幼小的心中油然而生。
　　我進入中學之後，台灣經濟開始起飛。四川老阿伯的豆漿店，被屋主賣給建築商蓋大樓拆除了，老阿伯不知去向。
台灣成為經濟奇蹟之後，不僅我們木柵居民不再悠然見南山，許多一夕之間成為暴發戶的人，更使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」的古訓喪失了意義。平日圍在我母親四周的鄰居媽媽都做股票去了，居然一個個發了財。說他是「四樓人」的小傑媽媽，首先搬入台北市區有錢人住的豪華大廈。
我安居樂業的母親，見她的朋友都淪為金錢奴隸，十分痛心。她告誡我們人為財死、鳥為食亡，寧失機不亂步，要堂堂正正做人。
堂堂正正做人的結果，我那台灣最高學府畢業、勤奮努力的父親，一生不得志，變得比我母親更八股。看到什麼人都爬到他頭上，他憤怒地說：
「時也！命也！非戰之過也！」
成為富家子弟的小傑，長大之後也不快樂。他母親雖然給了他最好的生活享受，卻無法在他成長過程中，給他需要的友誼。重情感的小傑，進高中以後曾經給我弟寫了一封信，他說不見面，並非表示不想念。因為課業繁忙，他們通了兩封信就停止了。
　　我母親說這是我們新生一代最大的危機，在一起再好的朋友，分開了就斷了。
小傑的母親一直同我母親保持來往。尤其股票崩盤之後，她帶一大群以前的鄰居媽媽回木柵來，告訴我母親股票市場的種種奇聞，以及金錢如何敗壞人心。她羨慕地拍著我母親說：
「你沒有做股票真好！不享榮華不擔驚，我們到你家來，又彷彿回到以前的日子。就是吃頓粗茶淡飯，心裡也覺得高興。」
我母親聽了，只有苦笑。她與小傑母親同年，因為操勞和不打扮，看上去比小傑母親長十歲。
我母親現在同她們在一起不再唱〈台灣好〉，改唱〈保衛大台灣〉，有次我聽到她們唱：
「我們已經無處後退，只有勇敢向前。」
心中突然產生一種奇想：希望她們起來，走出去，讓所有母親都加入她們的行列，用她們的愛心和智慧，把她們在金錢、虛榮、種種罪惡中迷失的丈夫、兒女和親朋好友救回來，使台灣再度被人稱為「寶島」；而非投機、犯罪者樂園。
－－一九九一年五月